蔡昉: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,博士、研究员。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、人口经济学、中国经济改革、经济增长、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“三农”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研究。

     “未富先老”是中国独特挑战

   现在很多学者和媒体都在谈“未富先老”的问题,主要是出于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心。从经济意义上说,人口老龄化了,劳动人口就不足了,这是一个问题。从社会意义上说,老年人口多了,赡养老年人的社会资源如果不足,就会带来很大的制约。但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,仅仅是老龄化社会不可怕,因为发达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但不同的是,发达国家是在国家富裕之后进入人口老龄化,但中国的问题是还没有富裕起来,就开始老龄化了。也就是说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,这种“未富先老”是中国独特的挑战,历史上没有,其他国家也没有。

   人口红利消失影响工资水平

   中国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,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最低点,从那以后,人口抚养比上升,人口红利就将消失。而印度和越南的人口红利则能够比中国多持续近十年。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,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要发生变化,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工资水平。大概到2030年,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顶峰,略微超过14亿,绝对不会超过15亿。从那之后,中国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就开始减少。但其带来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,将不再是劳动力供给大国,此前供大于求的关系将发生改变。

   警惕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   中国在“十二五”期间要警惕发生类似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珠三角地区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“民工荒”,后来发现这个“民工荒”不是短期的,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。由于“民工荒”,劳动力出现短缺,工资开始上涨。工资上涨之后,劳动力成本提高了,产品的成本也提高了,产品的竞争力自然要下降。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“未富先老”的阶段以后,此前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就会逐渐丧失,但又还没有赢得新的比较优势,因此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。任何国家都应该有比较优势,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益。但是你处在两端的时候,你有更明显的比较优势,处在中间阶段的时候,你的比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,所以你的获益就少一些,我们今天就处在这个阶段,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。如果中国不注意这个问题,就会变成中等收入陷阱里的那个“猎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