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鼓励创业和大力发展小微企业，带来的增长动力，将是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的主力。

●创新是国民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，如果我们能切实落实创新驱动战略，年将会获得1.8个左右的增长点。

●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，在土地资产衍生和增值的利益上给农民予以合理的分配；在城市中鼓励创业，大力发展小企业，扩大就业。

●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，从中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和动力。

●不仅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，还要转变宏观调控方式。

2012年开始，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态势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学者认为，7%左右和以下的速度，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。但是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水平至多有35%，日韩台在此水平到65%的城市化推进阶段，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，按照国际经验，中国大陆没有到低速增长的时候，也不应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。林毅夫等学者则确信，中国8%的速度，还可以增长20年左右，他近期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。

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越来越弱，仅仅依靠加大投资顶替出口衰势，未免又会重蹈2008年后消费和房价严重通货膨胀的覆辙。那么，出路究竟在哪里？笔者认为，依靠改革、创新，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20年。

增长困境的深层次症结究竟在哪里

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产能过剩、投资与消费失衡，增长速度失去消费需求拉动力，其症结在于在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结构中，居民消费乏力。2013年执行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后公款消费趋冷，而居民消费不能替补，增长速度受一定的影响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。

那么，为什么投资与消费失衡，为什么实际城市化水平只有35%的阶段上，会发生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？背后是城乡居民收入决定的可支付能力和总量。

而从收入分配的流程看，(1)以大资本、大企业、大项目为主的发展方式，前者创造的国民财富主要是大、中资本所得，是税收，国民收入主要流向了富人和政府；而创业不足，忽视小企业发展，则使创业者和劳动者不能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，中等收入人群少，因失业而收入低和贫困的人就多。

(2)城市化不仅是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，而且也需要土地随之向城市和非农业再分配。这个过程中，由于规模经营和土地的用途发生变化，土地从农业生产资料，转变为资产，带来巨大的衍生和增值利益。日韩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其利益在农民、政府、用地商之间得到了合理的分配，相当多的农民得到土地资产的一部分收益后，能用小本创办小企业，能到城市中购买得起住房。而在中国农民几乎没有获得城市化土地资产增值带来的利益。

(3)国有工商企业资产和职工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的5万亿元和8000万人，变化到2012年高达85万亿元及不到2 0 0 0万 人 ， 职 工 占 城 镇 总 就 业仅6.3%，城乡总就业的2.5%。但是，由于资产集中，特别是石油、电信、烟草、电力等行业，集中了大量的资产，创造和收取了巨额的财富，G D P和利润，主要分配向了政府、企业和少数的国企高管和占就业比例很低的职工。

(4)垄断性的银行业，只有几百万人从业，其创造的利润，却是全国制造业的两倍。其通过过高的利差从城乡居民手中集中了一部分财富，而高利率和名目繁多的其他费项，又从企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手中集中了一部分财富。其支持大企业，不给创业和小企业贷款，又使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流动更加偏向大资本和政府。考虑国民收入向国外汇出和其它环节漏出等，非政府非国企非金融部门外95.4%的劳动力、92%的居民，只分配到了G D P的40%，即20.8万亿元左右，其中近7亿农村居民只分配得了5万亿元！中国目前研究收入分配的许多学者，并没有从这个思路，去清晰地揭示国民总收入中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过低的因果关系。创造决定分配，权利决定资产衍生和增值利益的分配，分配决定收入，收入决定支出，支出决定消费。

这样一种大资本、大企业、大项目，掠地扩城，国企猛进和银行高度垄断，并忽视创业、小微企业和农民利益的发展模式下，小改小革，局部调整，几乎不可能改变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流程，增长消费乏力的局面不可能改观。